——四川达州潘广银“非法转让土地”案调查
2026年6月，四川达州达川区石桥镇，78岁的潘广银又一次摊开了那叠厚厚的申诉材料。封面上写着“附16个材料项目”，里面是判决书、保释书、恳求书、听证记录，还有一张他反复摩挲的纸——2011年达县人民法院判处他“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四年，罚金五万元”的刑事判决书。
罪名是“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”。
“我不是没交罚金吗？我不是连那7800块都没拿吗？可他们说我‘退清赃款’了是村书记安排的人交的”潘广银摇摇头，手指划过那行字，“我这辈子在东北当过五年兵，回来没给国家添过麻烦，临老了，倒成了别人的替罪羊。”
一、车站、停车场与那100万元
时间倒回2002年。那时候石桥镇政府争取项目“东升汽车站”，选址在石桥镇东升村一组，占了将近十亩良田。但问题是——没批先建，手续一直没补全。
车站修起来后，村里又出了新状况：2004年到2007年间，原东升村副书记何某（兼一组组长）把车站里规划修厕所的地强占下来，建成商品房卖了，东升车站商品房“几百万进了私人腰包”，村民意见很大。
再后来，车站旁的停车场地块，以100万元的价格转让出去。钱分给了村民，是村书记两委决议每人3900元，我夫妻俩共7800元，是他们分给我的份额。
2011年，县公安局找上门。3月25日潘广银被羁押，罪名是“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”。
东升车站停车场
二、律师是村书记安排的，开庭是在一个不正规的房间，到庭有我村干部和村民多人， 但法官不允许任何人提问发言。
潘广银的案子，当年在达县（后改达川区）法院开庭，审判员是万红，主审法官是王锡梅。
他至今记得几个细节：
律师开庭第一次是作无罪辩护，我羁押5个月之久，度日如年，疾病复发，疼痛难忍。
律师诱导“你认了判缓就能出去治病。我没办法，违心签的字。”
法官放话：“判下来那天，万红给我递判决书，说‘缓刑期间若东说西说，不守规矩就要收进监狱’。”——这句“紧箍咒”，让潘广银直到缓刑期满、病情好转后，才敢动的申诉念头，是群众支持我写申诉书。
证据有疑问：法院拿出一张“收到车站100万元”的条据，说有潘广银签字按手印。“我从来没见过这张纸，9号收款、10号开会，日子都对不上，请验字体验指纹。”
130人的联名保释书、恳求书“消失了”：潘广银被羁押后，一社130多个村民联名写了《求告保释书》《恳求书》，按了手印，证明“这事是村两委集体定的，不是老潘个人干的”。可判决书出来，这130个人的名字，一个都没被采信；反倒是把当年参与的村民拉去当了“证人”，其中7个人既在保释书上签过名，又出现在判决书“证人”名单里——“他们自己都骂法院，问‘我们的证言到底是什么，敢当面对质吗’？”
更关键的是法律定性问题：村民小组在法律上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对土地没有独立的处置权和改变权。潘广银是被村支书何某“指任”的组长，未经村民选举，他并没有主持的分钱，本质是执行“村社两委决议”。
“那100万，村民每人一份，我那7800是我的‘正份’，啥时候成‘赃款’了？”潘广银问。
三、“县检察院书记是他亲戚，镇书记正好升了县委办主任”
潘广银不服，还因为觉得这案子“水太深”。
他在申诉书里点了两个名字：
“他们三家绑在一起，用权势打通司法渠道，把事往我身上移花接木。”潘广银说，“赵兴福（另一村民）带着88户外地买房户跪在市政府门口举报，上面才重视；可我们一组普通村民早在大街上贴过举报信，上级当时哪只眼看了？”
四、申诉十五年：从“维持”到“听证会结论事先印好”
2015年缓刑期满，潘广银正式开始申诉。时间线是这样的：
潘广银特别提到2023年8月29日那场听证会：
“达川区检察院事先就把《达川刑申通〔2023〕1号》做出来了，再到石桥派出所突然通知开听证。检察院自己带的李方律师讲了四条无罪理由，社区书记李民先、老党员李国芳也讲了无罪理由——一字不听。你问听证是干嘛的？就是搞忽悠。”
他还指出，按规定《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》复查期限最长不超过9个月，但达州市检察院拖了“一年零六个月”，四川省检察院也拖了一年多，“层层照搬错误判决，不回答问题”。
五、一个老兵的诘问
潘广银今年78岁。68年去的东北，天寒地冻当兵五年；如今身子是羁押那五个月熬坏的，“疾病复发，疼痛难忍，度日如年”。
他没交那5万罚金，也没“退赃”——因为在他看来，自己根本没犯那个罪。
他把整件事掰开揉碎讲了十五年，讲给区法院、市中院、省高院，讲给区检察院、市检察院、省检察院，讲到中纪委、最高检、中央五大部门。回来的，大多是“维持原判”“不属本院管辖”“请补材料”。
“村民小组没资格卖地，这是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写的；
100万的条据我没签过，指纹可以验；
130个村民联名保我，法院为什么藏起来？
六、尾声：比判决更重的，是十五年
法律里有句话叫“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”。可在潘广银这个案子里，“事实”似乎有多个版本：
法院的版本是：潘广银主持会议、收款100万、退赃7800、罪名成立。
潘广银的版本是：村两委集体决议、他被指认顶岗、条据存疑、130人联名为他作证。
两个版本，差了一个人的大半辈子。
2026年6月10日，他又把那份《追究法官违法裁判法律责任申请书》复印了一遍，附上16项材料，寄了出去。
“我68年当兵那会儿，零下几十度站岗也没怂过，”他把信塞进邮筒，回头说了一句，“这口气，我得争到咽气前。”
记者手记：一个退伍老兵，一块争议土地，一张指纹存疑的条据，一场事先印好结论的听证会，十五年的申诉马拉松——潘广银的案子未必是孤例，但它像一面镜子：照见基层“未批先建”的历史欠账，照见“集体决策个人扛”的权力转嫁，也照见申诉渠道在“管辖—补材料—维持”的循环里，如何慢慢磨掉一个老人对“再说一次”的力气。
那张100万元的条据，指纹到底是谁的？
130人的联名保释书，为什么没进判决书？
这些问题，潘广银等了十五年。希望不用再等下一个十五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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